维权网前不久发表了前六四学生罗茜控告司法部，湖南省司法厅（司法部授权机关）将于本月21日下午三点在长沙市举行湖南省司法厅拟取消罗茜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成绩之处罚的听证会，著名维权律师滕彪将作为代理人参与此次听证的消息。这条消息也使我萌生了控告司法部的念头，不过我要控告的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1997年至2002年，我连续五年参加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2001年国家暂停考试，2002年改称司法考试）。第一年，我考了219分。因我在大学不是学法律的，所以第一年就能考得这样的成绩我十分满意，就专门复习了七个多月。1998年我又参加了律考，考后的感觉也相当不错。但这一年我将一个浙江省24县农民受骗上当的案件通过丁子霖 老师交给了纽约的《中国人权》，《中国人权》主席刘青给我回了封信，这封信落到当局手里（1998年9月丁 老师告诉我刘青有一封信给我，但我从未收到过此信）。于是，1998年我的律考成绩只有228分，复习了七个多月仅仅增加了9分。拿到这个成绩后，不仅我自己不相信，我的同学、同事、朋友也不相信，提醒我已经上了共产党的黑名单，不要再考了。我不相信共产党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又考了两年，结果每年都是离录取线10分左右。2002年，我参加了第一次司法考试，结果还是相差8分。后来标准答案出来，我又将试卷重做一遍，按最严格的要求给自己打分，大概有270分左右。重做的时候，离考试结束已半年多，没有经过任何复习。从此后，我对当律师彻底绝望，再也没有参加过司法考试。
2000年底，我通过《中国人权》发表致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司法部、公安部、国安部的公开信，谴责了中共当局这种阻止异议人士进入律师队伍的卑劣手段。后来，发生了陈树庆考分没有被篡改但却以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党为由阻止他当律师的事件，今年又发生了以罗茜曾参加六四事件而“拟对他作出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罚”的事件。事实说明，共产党为了垄断国家权力，绝不会允许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进入国家机关及与国家权力相关的领域。这种独霸天下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的政治改革、民主宪政都是一句空话。
十三年前，我还不会用电脑，我的公开信是通过邮寄的方式寄给中国人权的，但寄出后并没有任何信息反馈，我估计已被当局扣留。看到罗茜这条消息后，我花了很多时间把这封公开信的底稿（当时从打印店打印）找了出来。现在我将它发到网上，供大家参考。
致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的公开信
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尊敬的罗干、张福森、贾春旺、许永跃阁下：
我原系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教师，90年代初因思想向题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失业后，我流落街头，靠摆小摊为生。1997年至2000年，我连续四年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除1997年外，1998年、1999年和2000年连续三年被政法当局以卑劣于段扣压考分，对此，我向各位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抗议，要求给予公正待遇，要求司法部对我的复查申请予以公开答复，并将我的考卷，成绩及评分标准公之于众。
除1997年外，我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认为政法当局扣压了我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成绩，其目的是为了阻止我进入律师队伍。
我是1983年从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任教的，教的是中国革命史。1993年至1 996年，因卷入一个民事官司(即后面将要提到的“特种经济作物"案件)，我初步学习了一些法律基础知识。1997年，我第一次报考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系统地学过法律，对第一年的考试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参加的，目的是为来年的考试打好基础。这一年，我一边做生意(在街头给人家修拉链)，一边学法律。初次考试，我心里很紧张，每份试卷的题目都觉得很陌生，四份试卷都答得很匆忙，没有时间检查，还有部分题目没有做出来。这一年，我的考分是21 9分(卷一62，卷二58，卷三53，卷四46)。第一次参加考试，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信心很足，所以从1998年2月拿到成绩单后，我就没有去做生意，一心一意在家里复习，几乎从每天早上7点学到晚上12点，系统地学习了律师资格考试所需要的各门法律。98年临场时，我觉得比前一年熟练多了，试题几乎完全部做完(仅第四卷有一道题只做了一半)。考完后，我心里感到很踏实，觉得平均每门70分是有把握的，我还去联系了实习的律师事务所。但是，成绩单上的分数却大大出人意料，在前次取得较好成绩的基础上我苦读了七个月，仅仅增加了9分，总分为228分(62、60、67、39)。对于这个成绩，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拿1997年相比，前一年的试题都很陌生，而后一年基本上都很熟悉。特别是第四卷，97年共12题，我只做出了9题，得46分，而 98年共1 0题，我只有半题没有做，却只有39分，于是提出了复查申请，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1999年，我又复习五个月，第三次参加了考试。这次考试我比前两次更加熟练，其中第一卷、第二卷我在做完后都从容地进行了检查，但成绩仅比98年多1分(62、70、66、3 l 、共229分)。，对此，我极为不服，要求全面复查，但仍无回音。今年，我又复习了五个月．再次参加考试，考完后，我信心百倍，因为今年我对试题已相当熟悉。每份考卷我都有充裕的时间检查一遍，加上今年没有考外语，10分不会白丢(往年的考试都有10分外语试题，我的外语不好，10分都白白丢掉)。然而，今年成绩单上的分数更加令人难以置信，总分仅204分(55、49、59、41分)！以我历次参加考试的经验来分析，基础一年比一年扎实，临场一年比一年熟练；以历年的试题来分析，1996年和1997年两年试题的难度较大，98、99、2000年三年的试题相对要容易一些，而2000年试题的难度更小，所以，我的考试成绩不可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甚至更差(204分)。1998年、1999年律师资格的最低录取线都事先划定为240分，而这两年我成绩单上的成绩都相差10分左右；2000年的最低录取线事先没有划定，所以今年我的成绩单上的成绩就变成了204分，低于210分!毫无疑问，这是阴谋。我的考分实际上从1998年来就一直被政法当局扣压。
我确信，我已被中共当局上了“黑名单”。按照中国共产党专制独裁的一贯政策，它是决不让持不同政见的人士进入律师队伍的。90年代初，我曾提出过“改造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应建立新党”和“国家的机器国家化”(即军队、公安、检察、法院、监狱及其他司法机关非党化)的主张，因此而被浙江省公安厅和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开除党籍和公职。1 993年，浙江省的几家报纸为江湖骗子大做“特种经济作物”的虚假广告，导致浙江二十多县农民上当受骗，损失惨重，为此农民将报社告上法庭。我当时已失去工作，回老家同农民一起种“特种经济作物”，因此也成为原告，并被推为诉讼代表人之一。但一审、二审法院都判农民败诉，农民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又被驳回。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代表农民向“中国人权”组织求助。1 998年八、九月间，“中国人权”主席刘青从纽约给我寄来一封信，但被当局截取，于是我不仅上了“黑名单"，而且行动也受到监控。政法当局扣压我考分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我进入律师队伍，当然，当局采取这种做法，目标并不是针对我个人的，而是针对国内一大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
中国共产党根据其独裁统治的需要，不仅垄断军队和政法机关，而且连律师行业也要垄断。军队和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由于受中共的“绝对领导”，把关十分严格，异见人士要进入这些机关是不可能的。但自从1986年我国实行律师资格考试后，特别是1996年《律师法》颁布后，律师名义上已成为自由职业，法律对取得律师资格并无政治上的限制，所以有些异见人也通过考试取得了律师资格，如安均，周国强，王文江等。由于律师活动领域广，社会影响大，异见人士进入律师队伍更引起中共的恐慌，便采取种种卑劣手段阻止异见人士取得律师资格。按照《律师法》的规定，任何公民只要通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便可依法取得律师资格，要取消异见人士的律师资格，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于是就在考试成绩上搞暗箱操作，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来阻止异见人士进入律师队伍——就我个人的遭遇而言，这些阴谋已昭然若揭。这是对法律的亵读，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在此，我代表和我有同样遭遇的其他异见人士向当局表示最强烈的抗议，要求如实公布我们的考试成绩，并对直接责任者进行法律追究。
历史已进入21世纪，法治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中共十五大亦将“依法治国”写进了它的政治报告。但是，纵观中共近几年的所作所为，仍然是在“依人治国，以权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它在政治上仍是那样保守，在思想上仍是那样僵化，对待“异已”仍是那样心胸狭窄，这不禁令国人大失所望。法治时代，“国家机器”应该国家化，而非某个执政党化，不应该“绝对领导”。我认为，只要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职守，有知识，有能力的公民，都可进入“国家机器”，为国效力，而不应以政治立场划线，把执政党的“异己”排斥在外，更不应连律师这样的职业也进行垄断。
作为中国公民，我有权利捍卫自己合法权益，也有义务向国家领导人提出对国家有益的建议。由于我国政府的领导人惯于暗箱操作，所以这封致各位的公开信，只好通过有关人权组织予以发表，谨请谅解和宽容。
上书人：吕耿松
2000年1 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