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1日， 59位律师、包括3位法学博士联名就《国家监察法（草案）》立法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出公开信，提出四点建议。
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开信——关于《国家监察法（草案）》立法的四点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获悉《国家监察法（草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次全会）在6月23日下午进行了首次审议，反腐败这项关乎依法治国、回应国人期盼的重大举措，已正式进入立法审议程序。
7月18日，中纪委网站发表评论称“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适用国家监察法，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适用刑事诉讼法。”该文一经发布，即引发法律界强烈关注。作为律师，我们认真研究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结合中纪委网站评论，对监察体制改革及《国家监察法（草案）》的立法前景不由得产生深深的忧虑。
忧虑一、法治原则面临危机
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由此确立法治原则：1、宪法法律至上，2、法制统一（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法与法之间不得冲突），3、违法必究，4、禁止特权。
就《决定》赋予监察委的“留置”调查权而言，无论怎样定义或解释“留置”的性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则是基本特征。并且，《决定》赋予监察委的处置权限包括“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显然这一监察调查程序完全取代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程序。
反观中纪委网站评论定性，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适用国家监察法，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适用刑事诉讼法”，如此，必将引发严重危机：
1.《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对照《决定》，监察的调查程序取代了职务犯罪的侦查程序，人身自由被“留置”、被逮捕，却可以不经检察院批准或决定了，宪法权威何在？
2.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询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依据第三十七条规定，还享有与律师会见和通信权利、获得法律咨询的权利；依据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提出辩护意见。
对照《决定》，涉嫌职务犯罪的被监察人，完全丧失上述权利，如此规定，逻辑上岂不荒谬？同样是法，同样是追究犯罪的侦查程序，在刑诉法那里当事人享有诉讼权利，在国家监察法那里，当事人则不享有诉讼权利，如此矛盾规范，法制统一何在？法律尊严何在？
3.《决定》赋予监察委“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职权有12项之多，除了试点期间，暂停适用《刑事诉讼法》、《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等有关法律有关条款外，通篇未见对这些权力行使的制衡措施，感受不到对被监察人维护权利的关切，《国家监察法（草案）》若沿袭这一思维立法，权力滥用在所难免，《国家监察法（草案）》难免沦为特权领地。
忧虑二、人权保障原则遭遇严峻挑战
《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相应的在多个条款分别规定了人身自由（37条）、人格尊严（38条）、住宅（39条）、通信秘密（40条）、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13条），这些乃我国宪法确立的人权保障原则。《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嫌疑人所享有的辩护权、会见权、申诉权、控告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等是贯彻和落实人权保障原则的具体措施。
反观《决定》中监察委的“冻结”、“封查”、“扣押”、“搜查”、“留置”等调查措施，或关涉被监察人的人身自由，或关涉财产安全，或关涉住宅安宁。就住宅权和私有财产权而言，二者的本质实际是公民的生存权，按照我国政府的观点，生存权是首要人权，直接体现着人性尊严。试问，“冻结”、“ 查封”、“扣押”、“搜查”、“留置”等调查措施若缺乏有效制约机制，“住宅不受侵犯”、“私有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人权原则岂不成了废纸？公民的生存权失去保障，国人哪里还有人格尊严！
忧虑三：平等原则受到损害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宪法第五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实际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含义是：平等地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平等地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若违法，则应平等地受到法律追究，平等地受到法律制裁。
同样是刑事犯罪，同样是犯罪嫌疑人，依照《刑事诉讼法》，则享有辩护权，依照《决定》，则不享有辩护权；《国家监察法（草案）》，若循此思维立法，岂不是背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公然损害宪法精神。
忧虑四：正当程序或被抛弃
我国传统立法，一向是重实体规范，轻程序规范，这是导致诸多领域公权力任性、滥权的重要原因。审视《决定》内容，再次让我们感悟到这种立法倾向，该《决定》一方面规定了监察委的监察权力，另一方面却取消了被监察人的权利，这不能不令人产生极大的困惑。法治，与正当法律程序密不可分，法治国家将正当法律程序，视为制衡公权力的基本屏障，通过这道屏障，保证公权力务必在阳光下公开、公正、公平的运行，以防止公权力滥权、腐败，有效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国际法学家会议1959年《新德里宣言》，在行政程序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法治标准，其要者如下：1、要防止权力滥用，2、赋予行政机关委任立法权要有限度，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基本人权，3、行政机关的行为，凡直接不利于个人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的行使，皆应当受到司法审查。鉴此，我们认为，《国家监察法（草案）》立法，对监察权力的行使，是否设计有效的制约机制，是坚持法治，还是走向人治的分水岭。
基于上述思考，现就《国家监察法（草案）》，特提出四点立法建议：
一、引入律师介入机制，或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侦查阶段关于律师介入的条款，防止刑讯逼供、冤假错案。
二、引入“听证”机制，被监察人对人身“留置”，对财产“查封、冻结、扣押、搜查”，包括对“开除公职”这种最严厉监察处分等不服，有权申请听证，申辩，防止权力滥用。
三、引入法律监督机制，被监察人对听证决定不服，可请求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
四、引入诉讼机制，被监察人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决定不服，可以监察机关为被告另行提起行政诉讼。尽管监察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当然也不是司法机关），但其监察行为明显具有广义行政行为的属性，理当接受司法审查。
此致
2017.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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