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13/2/27）上午九点半，我驾车载刘正清律师、徐琳夫人、朱承志先生，前往番禺拘留所会见徐琳、袁奉初。番禺拘留所地处偏僻，我们一行约10点半到达拘留所，马上开始办理会见手续。
因为头一天在越秀拘留所会见刘远东非常顺利，所以我们下意识地认为会一切如常。徐夫人和朱先生先留在外面，我和刘律师先进所办理手续，见拘留所比较配合，会见在即，我随手用手机给关注事态进展的郭飞雄兄发了条短信，随后又和他通了电话，说明一切顺利。
很快徐琳、袁奉初就出现在我俩面前。大家原本相识，我俩先转达了众多朋友的问候、关心及敬佩之意，即刻询问入所后情况，是否有挨打，答曰一切正常，入所前挨过国保殴打，入所后一切正常，没有挨打。闻言后我们略微宽心，比刘远东似乎境遇略好，刘入所前没有挨打，入所后却遭到拘留所警官殴打。
我们一边聊着，一边准备进入专门的会见室，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警官前来告知，接到上级指示即刻终止会见。我当即强烈抗议并质问法律根据何在，在我一再追问、质疑用之下，警官无奈承认我们依法有权会见，但办案单位南沙国保指令他们不许会见。
我即刻声明，如果拒绝会见，必须出具书面法律文书，否则我们将依法控告拘留所。并且强调，南沙国保指令拘留所拒绝会见是荒唐、违法的，拘留所是独立单位，不应受国保辖制，如果拘留所屈服于国保淫威，就请他们让南沙分局出具书面法律文书，以便我们确定控告对象。拘留所警官也表示抱歉，说他们对国保在背后指挥、使坏却不肯出面承担责任的做法也很不满，正在与南沙国保交涉。我进而要求会见所长和住所检察官，警官解释说拘留所没有驻所检察官，他们在与南沙分局国保沟通，请我们先耐心等待一时。
在等待中，我们不时与一些警官交谈，谈起这些缺德国保，警官们也是连连摇头，不耻当局和国保打压、迫害义士们的劣行。经过长时间质问、抗议、等待，我和刘律师都饥肠辘辘，约在中午一时许，我们无奈先出拘留所和徐夫人、朱先生汇合，开车找餐馆吃午饭。吃饭中间，接到拘留所电话，告知南沙国保一直没有具体回复，拘留所决定两点半上班时我们可以再去会见徐、袁二位义士。
两点半很快就到，我们先为两位义士办理存款，之前在等待答复时，我已将友人的捐助存入徐、袁二位义士账户，朱承志先生执意要再为二位义士存两百元，七天时间不长，但朱先生情意难却，我于是再次办理了。
随后，我和刘律师进入拘留所办公室，见到有五六个新来的便衣和制服警察，拘留所警官告诉我，他们是南沙国保，要求陪同我会见。我当即严词拒绝，因陪同会见无法律根据。随后拘留所警官要求依据所规，在会见室外陪同，并一再强调自己不是国保。虽然我认为室外陪同也于法无据，但我们无意再为此耗费时间、精力，遂不再拒绝。
正式会见开始。我们俩先会见袁奉初义士，后会见徐琳义士。袁奉初讲述了那天（2月23日）举牌及被抓捕的经过：2月23日上午11时许，徐琳、郭春平、孙德胜、袁奉初、张圣雨、黄敏鹏、刘云云、卓协、成秋波等人在天河城广场拉横幅、举牌抗议北韩在中朝边境核试爆，基本没受阻扰，随后又来到人民公园继续抗议，刘远东等网友此时也闻讯赶来。公园抗议开始不久，大批警员包围他们盘查身份证，其中郭春平的身份证被扣押不还，抗议活动被警方冲散。举牌义士们于是就近到一家餐馆就餐，落座不久便被众多警察、国保包围，警员动手打人引发肢体冲突，孙德胜被一肥胖警察猛踹胸口，当即倒地，后来口吐血丝；郭春平、袁奉初、张茂忠等人被按倒在地很长时间，分别不同程度挨了打；徐琳双手被绑至发紫。共有十六位义士（包括两位女杰染香姐姐和刘云云）被抓捕。当天下午三时许，他们被押至越秀分局，直到深夜十一点多，义士们均水米未进。约11点半，义士们被分别押送至各自住地所在的派出所关押，其中六人当晚12点多和第二天上午分别获释。徐、袁二人则被押送至番禺东涌派出所，均于24日晚七时许收到因非法集会被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通知书。
其后的徐琳所述与袁基本一致，律师会见于下午四时许结束。
徐琳的夫人的会见要求遭到了拘留所拒绝（先前是同意的），称需要办案单位南沙分局批准。我指出家属会见依法无需批准，但拘留所表示，他们要服从上级指示。因本次会见整体耗时已近八小时，我和刘律师均甚感疲倦，故不再坚持。
一次本来上午即可完结的会见，拖到接近傍晚方才结束。南沙国保滥用公权成功地折腾、耗费了我们大半天时间、精力，而且非法剥夺了当事人家属会见的权利。饶是如此，我回家后不久，又即荣幸地接到广州市律管处打来的约谈电话。
事后分析：特务很可能非法窃听了我和郭飞雄兄的通话，迅速采取了阻扰措施。我在入所办理好手续后即电话告知郭兄一切顺利，而在我们已经见到徐、袁两位义士后，却风云突变。如果没有窃听，特务怎么可能如此迅速中止会见呢？不过他们技止此耳——为特务一笑。
2013/2/28
隋牧青律师电话：13711124956，邮箱：suimuqing1@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