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陕西陕西洛川张王锁。
2017年5月末，我再次到北京上访。我到国务院信访接待站、中纪委信访室反映了我多年的冤屈，并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相关机构寄发了我的冤情材料。5月30日上午，我到天安门广场，在进入广场接受安检时警察翻出了我包里的上访材料，立即把我送到了久敬庄。三四个小时后，延安市驻京办的人员到了久敬庄，收走了我的《身份证》和《老年证》，强行叫我上了一辆专搞押运遣返访民生意的车辆，把我的《身份证》和《老年证》交给押运人员。押运我的车连夜行驶，第二天（5月31日）到了洛川县，押运人员把我和我的《身份证》《老年证》等物品交给了槐柏镇政府人员，镇政府人员向押运人员支付了一万二千元押运费。
我被押回家后，每天不分昼夜受到镇政府人员的看管，每天一班，每班两个人，不许我随意外出，外出购物办事，要得到看管人员的同意，并由看管人员跟随。晚上看管人员就住在我家。 这样持续了近两个月，到了7月25日，我被县公安人员从家里带到县公安局，警察说我寻衅滋事，要对我刑事拘留，要我在《拘留证》上签字，我不签字。我问警察：我的什么行为犯了寻隙滋事罪？我到北京上访犯了什么罪？警察不回答，强行把我押到了县看守所。我75岁了，有严重的心脏病、脑血管病，视力很差，看守所不收我，县公安局长强令看守所将我收监。
我被关进县看守所后，县公安局和县检察院人员对我审问了两次，内容都是我上访的事。我被关的第三天，县检察院人员到看守所宣布对我实行逮捕，罪名是寻衅滋事。我拒绝在《逮捕书》上签字，仍然质问检察人员。
到了8月4日，我的病情加重，头痛、胸闷、出气困难，被送到县医院救治。在县医院警方给我戴了脚镣手铐，还雇人昼夜监视我，就连接受一些检查上楼下楼出出进进也不给我卸掉镣铐。我一个75岁的羸弱老人，能有什么举动？跑又能跑到那里去？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到了8月18日，我的病情好了些，把我转回了看守所，卸了镣铐。可能是担心我再在看守所里关押会出问题，对我采取了取保候审的措施，当天叫我侄子做保人，不许我再外出上访，放我回家，扣押了80天的《身份证》还给了我，我的《老年证》至今未还。
从5月30日到8月18日，我失去有限的自由81天，其中被监管居住57天，遭关押24天。我正常上访，违反了哪条哪款法律？政府、公安机构和检察院凭什么这样迫害我？我要求政府、公安机构和检察院承认对我的迫害违法，赔偿因此对我造成的一切损失，并保证今后不再出现此类事件。
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槐柏镇桑村村民 张王锁
2017年8月24日
附 有关我冤情的文章
陕西洛川张王锁五十年冤狱四十年上访的经历
我名叫张王锁，男，72岁，是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槐柏镇桑村人，高中文化。
1965年，洛川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我是农村积极份子，担任大队民兵连副指导员和村史编辑室主任，被工作组长崔殿彰确定为第二期社教工作队员、国家干部、公社副社长培养对象，出席过公社学习《毛选》积极份子代表大会，荣获甲等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和奖励。
社教工作组长崔殿彰曾告发过工作组队员冯国璋亲属的破坏行为，致使冯国璋的亲属被判刑。冯国璋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在社教运动中向工作队告发崔殿彰的男女作风问题，崔殿彰后来被判刑，五好工作组称号被取消。冯国璋接着向我发难，整我的黑材料，说崔殿彰走了我的路线，说我看过《三侠》《五义》，“走地富路线，对敌斗争不坚决”，“想入团、入党，想当国家干部”，“篡夺了权力，变了质”。 冯国璋要挟张忠仁证明我给张忠仁说过“正确的东西会遭到坏人的反对”，张忠仁证明了我说了上述的话，由此，冯国璋指使一些人在1966年4月29日的会上毒打我，并将我的“罪行”报告公社和派出所，公社书记李双全也将整我的黑材料报告派出所，派出所又上报县公安局，县公安局指控我“目无党的领导”将我逮捕，关押247天。1966年12月31日，洛川县公安局将我五花大绑交槐柏公社党委，未给任何法律手续或文书。公社党委将我交生产队监督劳动。
文化大革命中，我屡遭毒打、戴高帽子、游街，成为全公社的专政对象。1970年 “一打三反”运动中，我所有的学习文稿被污蔑为“反革命日记”、“反革命纲领”、“反革命小说”、“反革命变天账”，我被批判为“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现行的反革命”，“日本军国主义的特务，帝、修、反的别动队”，“反革命纲领、路线齐全”，遭受强迫跪、弯腰扭双臂批判，戴高帽子游街，被五花大绑，吊到小学校房梁上毒打，百斤重的木板挂在脖子上，从早晨一直到掌灯时分。后再次被公安机关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罪从3月8日关押到6月18日，共103天。
我因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两次被长时间关押，长期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我的父亲受刺激，双目失明；母亲精神失常；未婚妻被公安机关强行解除婚约；因背了黑锅，使我被剥夺了在多次考学、招工、招干的机会中平等参与的权利。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洛川县委书记郭济听取了我的申诉后说：“你成了当代的屈原。”他两次指示给我招工指标，联系工作单位。直到1988年8月，县上将我安排到县麻纺织厂工作，当时说半年转正，然而直至我退休，一直以临时工对待。1993年我49岁，招了一个老婆，带来三个孩子，全家五口人，村里只分给我一个人的土地，无法维持最低生活，农转非户口不予解决，最低生活费也无资格享受。
1987年12月25日，党的十三大召开，我向大会发电，反映我的冤情，没有回音。1990年，洛川县公安局长雷永华对我要求平反的申诉明确答复：“县公安局给县信访小组汇报的材料有帽子，无人，无实体事实”，“对人要负责”。但洛川县党政领导机关不予理睬，拒绝为我平反。
1990年12月6日，我到延安行署上访，刘孝文专员表态：“要不是文革两次对你冲击，你最低也应是科级干部。洛川县给你安排工作，是对你两次受冲击的补偿。”同年12月13日，延安地区下发文件，要求县上进一步认真落实解决我的问题，县上不予解决。
1991年7月，我给时任延安行署贾专员发信，要求调正工作，理顺工资，农转非。贾专员批示“认真解决”，但被长期搁置。
1997年6月1日和12月12日，我两次到延安上访，找到刘孝文市长，刘批示叫洛川县解决。洛川县一直没有动静。县上五次说延安批示的复印件丢失，历任的县委书记孙志明、李文浩、拓平，县长马乐斌、曹明周等都拒绝解决我的问题。
2006年9月29日，《延安日报》报导我的遭遇， 题目是《奔波三十载，冷暖谁人知》，我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法治与社会》刊物驻延安记者站副站长李应天答应，叫我给他们交4000元现金，记者站负责将我的冤情在内参上见报。4000元现金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交不起。
近四十年来，我赴北京上访三十次，赴省城西安上访十多次，赴延安市、洛川县上访无数次。因我上访，2011年3月17日，槐柏派出所对我行政拘留7天。2013年12月27日，县公安局人员将正在北京上访的我从北京永定门接济中心截走，不给我饭吃，绕道内蒙将我押回洛川，将正在患病的我行政拘留10天，不给行政处司决定书，政府又拒绝行政复议，导致我面神经瘫痪，口眼歪斜，历时两年多至今不愈。
2015年12月16日，我在洛川县奇怪地遭不法分子拦路打劫，致眼镜打坏，牙齿两颗打掉。我报警后，当地派出所反而对我和行凶人同样关押至下午6时，处罚行凶人100元，处罚我200元，我拒绝交罚金。
我现在仍坚持上访，要讨回公道。我要求：
一、依法维护公民人身自由权，对我的冤案平反昭雪，依法赔偿我两次被关押所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我47年上诉上访的费用，这包括误工损失、生活费、交通住宿吃饭费用，打印寄发材料的费用等。
二、因我遭受迫害，我的父亲受了刺激，双目失明；母亲精神失常，未婚妻被公安机关强行解除婚约。我要求对此进行经济赔偿。
三、我的被抄走的个人学习资料及文稿，要退还我本人，这些学习资料及文稿遗失的，要作价赔偿。
四、对我实行的两次行政拘留，要依法撤销，并赔偿误工损失费、口眼歪斜治疗费、精神损害费等。
五、因截访使我丢失的衣物、上访材料等，要作价赔偿。
六、依法追究执法人员违法行为的责任。
洛川县槐柏镇桑村村民 张王锁
2016年5月7日